從假冒偽劣打而不絕談地方保護主義的危害及對策

近年來，隨著市場機制的進一步完善，人們對市場的一體化、有序化、公平公正競爭環境優化的訴求越來越強烈。而在這一進程中，市場各利益主體（消費者、企業生產者、投資者、社會中介組織、行業組織及行業主管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愈來愈趨于正的非零和博弈，以求達到共贏。而在地方經濟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無疑成了各利益主體的主要協調者和掌控者。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根據要素稟賦論、比較優勢論及相關區域經濟理論的要求，開始注重依照本地區生產力各要素的相對豐裕程度及結構配置狀況來決定產品結構、產業結構和經濟重心的調整、布局，以確定與本地優勢資源相關的產業優勢、企業優勢等地方經濟特色。并且通過轉型、建立完善的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科學的監管機制、良好的投資與消費環境等等來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狹隘”的且是頑固的地方保護主義與時代發展趨勢、市場完善趨勢相對立的矛盾沖突日益凸顯，也成了區域性假冒偽劣現象打不疼、打不死、打不絕的主要原因之一，嚴重地阻礙了整個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進程，破壞了市場競爭秩序和人們的道德規范，影響并制約著我國社會與經濟的穩定和諧、科學轉型及可持續發展。2012年1月11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加強質量工作，會議指出要“堅決破除地方保護，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

一、 地方保護主義現象

一是畫地為牢，阻撓外地產品進入。前些年，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憑一紙“紅頭文件”或“地方法規”，或采用雜稅冗費，或制定特殊限制標準，為外地產品進入本地市場設置重重障礙，或干脆采取硬性禁絕方式，阻撓和不準外地產品進入。這些產品大到汽車、空調、農用機械，小到各種煙酒、化肥、飲料。有上路設卡、查罰禁運的，有進店對銷售者收取各種特殊稅費的。如對外地酒水收取城市建設配套費,貼花銷售——另外加貼防偽激光標識。使“外來品”自覺“退避三舍”，即使這些外地產品相對于本地產品價廉質優物美。盡管近幾年隨著《反不正當競爭法》、《公平交易法》及相關法律的出臺和實行，這種畫地為牢的現象有很大程度的改觀，但仍有不少“保護地方產業”的特殊條款限制外地產品，這嚴重損害了消費者自由消費的權利和利益。二是強買強賣。指定單位購銷本地產品，或強迫公職人員強行推銷本地產品，或強迫消費者購買本地產品，或將生活消費品當工資福利發給大家，或嚴禁各單位公款購買本地品牌之外的其他品牌的其它物品等。甚至一些地方的相關市場監管部門、司法部門參與其中，為地方保護推波助瀾、為本地產品“保駕護航”。如認定消費本地產品即合法、合理、合情，是“愛縣、愛市”行為，而消費外地產品則被視為不當行為，要受到追究。三是保假護劣，充當假冒偽劣保護傘。一些地方政府對于假冒偽劣現象或睜一眼閉一眼，或提供各種條件、政策幫助，而對于打擊假冒偽劣工作，則千方百計采取捂、堵、搪塞手段，阻撓打假治劣的正常開展。如多年前相關監管部門查處、曝光北方某地區域性“用死雞做燒雞”一案時，當地一政府負責人就公開辯解，這是區域特色經濟。南方某鎮生產劣質螺紋鋼，在鎮政府眼皮底下的十幾公里路段遍布幾十家作坊式的工廠生產這種劣質螺紋鋼。該鎮政府竟有文件規定不許本地建筑工程使用本地生產的“鋼材”。南方某省，國家及省相關監管部門及市政府領導參加的打假“戰前”部署會議，商定2小時之后即將開始的打擊假冒名牌糖果的行動。會議正在召開之際，生產假冒名牌糖果的某鎮喇叭就傳出了“請各家各戶注意，打假隊伍馬上就要來了”的通知。這只是眾多“箭在弦上”的打假行動“功虧一簣”的例子之一。

二、地方保護主義保假護劣的原因及危害分析

地方保護主義的成因之一是權錢交易的腐敗，“設租”及“尋租”現象很明顯；成因之二是狹隘的“GDP拜物教觀念”作祟，數字出官，GDP出官，GDP是干部考核的主要指標。借口“穩定壓倒一切”、“發展地方區域特色經濟”，而不管GDP是采取什么方式獲取，不管是否損壞“最廣大人民利益”，不管是否違反道德規范及國家的相關法律法規；成因之三是不少地方政府特別忌諱“本地造假現象”的披露，害怕影響自己的政績仕途，因此千方百計阻撓打假治劣的正常開展；成因之四是一些地方政府只顧本地的經濟發展與稅收，導致國家權威的喪失、約束力的弱化。在執法打假過程中我們發現一種現象：一些地方政府對仿冒本地名優產品的打擊力度不小，可是對大規模地仿冒外地外省名優產品的制假者則打擊不力。很顯然，本地稅費的得失與否成了某些當地政府是否下大氣力打擊假冒偽劣現象的砝碼。

按照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政府雖然在理論上是一抽象概念，但在現實中，它卻是由一個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欲望的公務人員組成的行政組織。因此，政府官員也是理性的經濟人，也就是說在依法行政客觀要求的同時，他們也有追求自身利益（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內在驅動力。上述地方保護主義的四種成因其實都是基于這一根本目的的。他們會選擇最有利于自己發展的策略——當然這種從長遠來看往往并不“最有利于自己發展的策略”恰恰說明人的知識、理性是有限的。

在現實中，任意兩個地方政府甲和乙總是在某些問題上客觀存在著合作的個體收益低于單方面不合作的個體收益、雙方面合作總收益高于單方面合作、更高于雙方面不合作總收益格局。但在中國目前大量存在“信用缺失”現象的情況下，這種格局往往誘使追求本地利益最大化的地方政府有著強烈的動機去選擇單方面不合作的策略，其演變成最后的結果就是各方面不合作的策略。為了避免壞策略，對于地方政府來說，最容易采取的也是最現實的策略就是退出博弈，實行地方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取消了單方面不合作策略害人利己的條件，但也失去了統一市場所帶來的經濟開發的好處。事實證明，地方保護不但危害地方經濟發展，也損害了地方政府的信譽。這種限制競爭的做法打亂了全國一盤棋的部署，嚴重阻礙了市場的正常發育，不利于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同時也使得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權的完整性受到破壞，削弱了中央政府應有的權威。另外，地方保護主義還引發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如腐敗、道德倫喪、信用缺失等。地方保護在短期內能夠使地方企業及產品品牌在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但卻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影響品牌的更大更好的聲譽。因為地區間既存在競爭關系，又有合作關系。一方面，地區間通過開放市場，使生產要素在自由流動中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對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效益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地方保護主義雖然在短時間內保護了一點地方利益，但從長期來看，地方保護主義其實是在保護落后。比如說企業排污、企業造假或不注重提高產品質量和競爭力，雖然短期內企業利潤增加了，但以后治理污染、樹立企業信用形象的花費、成本將數倍（甚至數十倍）于短期的經濟效益。溫州人對打擊假冒偽劣有著深切的體驗，溫州的皮鞋、樂清的電器的興衰成敗史，已經有力地論證了這個道理——即對于地方經濟來說，造假只能帶來一時小利，一時的虛假繁榮，卻會失去真正發展的機遇，造成難以逆轉的桎梏。而在加大打假曝光、沖破狹隘的地方保護主義之后，在清除假冒偽劣產品及滋生這些產品的各種因素之后，在扶助當地居民艱苦創業、依法致富之后，一批批真正的優質品牌在溫州、樂清誕生、成長。他們得出這樣一種結論：打假對推動地方經濟的作用是“大打大繁榮，小打小繁榮，不打不繁榮”。因為這種打假治劣在向人們傳遞這樣一種信息：這里呼喚公平，呼喚誠實守信，這里也肯定有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公平、誠信、互利、雙贏的環境。

本來政府通過制定適應于一切企業和產品的法規、標準、市場準入和退出規則來規范引導經濟活動的正常目的是彌補市場缺陷，但這種往往通過堂皇的“紅頭文件”、地方法規、政策來貫徹他們意圖的地方保護主義行為不僅不能補救市場的失靈（不是指整體市場失靈，而只是說市場固有的缺陷），不能確保資源的最優配置和經濟行為效率的提高，反而大大增加了經濟結構調整、資源配置及市場交易的成本，扭曲和干擾了市場的自行調劑功能，降低了社會、經濟效益。

三、如何消除假冒偽劣的保護傘

地方保護主義已成了一些地方假冒偽劣、誠信缺失行為的保護傘，打擊假冒偽劣行為在很大程度上要解決地方保護行為。

1.要真正規范政府行為，做到科學、民主、依法執政。按照布坎南的“尋租”理論，減少、放松甚至在某些方面取消政府管制，提高經濟、市場自由度，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經濟增長競爭力、消除尋租、腐敗的好辦法。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推行的以精簡政府機構、人員為特征的機構改革，提出打造精簡、統一、效能政府到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要求，從2004年7月1日正式實施的以限制約束政府有關職能為特征的《行政許可法》，到2011年11月14日國務院召開的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提出的進一步清理、減少和調整行政審批事項，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強化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制約，推進法治政府、服務型政府和反腐倡廉建設。這些舉措都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和政府“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鮮明態度和決心，體現了我國政府將努力推行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愿望和決心。但是從目前地方保護主義、行業壟斷依然頑固來看，要實現這一目標還很艱巨。

2.建立合理的利益機制，確保政府及公職人員正當合法利益的實現。首先，要通過合理的利益機制消除、抵御造假者的不正當利益對政府官員的誘惑，從而從根源上遏制以權錢交易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地方政府保假護劣的行為現象。要在國家公職人員晉升任用方面堅持功績制原則，通過晉升把政績與利益有機結合起來，要把國家公職人員對管理效率的追求與其自身利益緊密聯系起來。其次，要加快制度建設，加大懲罰力度，使“尋租”腐敗、使保護假冒偽劣行為成為一種高成本、高風險、高代價的行為，在利益的權衡上成為得不償失的行為，使地方保護主義（也即小利益集團的一種腐敗、尋租）不再有制度上、政策上的合理性。

3.要樹立綠色GDP觀念和科學的干部考核體系。地方保護主義追求地方自我利益的最大化，這種“利益”遠遠不僅僅是政府公職人員的經濟利益，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政績、仕途”的利益。前幾年不少地方出現的高增長低發展，或者高增長不發展，甚至高增長負發展的現象，以及一些對經濟和社會產生巨大負作用的黃、賭、毒、黑、污染及假冒偽劣都在創造這些地方的GDP。根本原因就是“GDP拜物教”觀念，GDP出官。因此，一定要把轉型發展的理念，把經濟與社會和諧、可持續發展的綠色GDP觀念，把誠信道德教育、法制建設，把打假治劣、維護市場秩序，把依法行政、科學、民主執政納入到各級地方政府及每個政府工作人員的考核體系之中。因為假冒偽劣是典型的信用缺失行為，而地方保護主義對假冒偽劣現象的縱恿、庇護，既是嚴重的行政不作為，又是對政府信用、國家公信的踐踏。因此要進一步強化對各級政府實行信用缺失、假冒偽劣重大事件的問責制，信用信息傳遞、披露、評價及懲戒體系。

4.進一步健全監管機制，拓寬社會監督渠道，體現對公權執行者監督的社會性、民主性和廣泛性。一方面，從制度設計、機構設置上加強對地方保護的限制，用條塊管理相結合、嚴格實行重大假冒偽劣、質量安全事件問責制，進一步強調地方政府負總責。對于政府公職人員，加大專門的紀檢監察部門及其他監督機構的監督力度；另一方面不可忽視的（甚至更有效的）還有來自社會群眾與新聞輿論的監督。多年來每年的全國人大會上《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提到“歡迎群眾和新聞單位加強對政府部門的監督”，說明中央和政府非常清楚來自社會的監督對建設一個科學、民主、依法執政的政府的重要性。群眾監督的主要形式包括舉報監督、信訪監督、控申投訴監督等。要依法建立群眾監督的有效機制，拓寬、疏通投訴、舉報渠道，提高實際效果，增大監督力度。一方面，要實現群眾監督法治化、規范化。可以考慮通過立法程序出臺公民監督細則，明確公民監督機構的設置、性質、任務、職權、義務及程序。明確舉報、上訪、控申人的權利、義務、應負的法律責任及舉報上訪、控申受理中的保密原則、辦理期限等。另一方面，要建立維護公民參與監督實踐活動的權益，給廣大公民以公平、暢通的利益訴求表達權。對打擊報復舉報、上訪、控申人的行為，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輿論監督是群眾監督的重要形式，主要是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載體，以反映群眾呼聲，提供輿論信息為手段，對社會政治活動、權力機關及人員的行為實施監督。輿論監督曾被馬克思形象地稱之為“另一個法庭——社會輿論的法庭”。近幾年來，不少重大安全、污染、造假事件中凸顯出地方保護主義的瀆職、腐敗現象。這些事件中的“內幕”都是由新聞媒體率先曝光而揭開的，也都牽出一些政府官員的違法、腐敗名單，進而查處、判刑，這充分說明新聞輿論監督的重要性。

5.加大政務公開力度，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度。公開是一種最好的監督形式。我們把公開作為監督權力濫用的主要手段，主要是針對權力行使“暗箱”操作的神秘化弊端而提出的。只有政務公開，公眾才能進行有效監督。政府應主動接受監督，將公眾監督政府的情況及政府接受監督并處理的情況公開，使公眾感受到自己在監督政府、反腐敗中的作用，切實感到參政、議政的作用，發揮公眾監督的強約束作用，避免“合乎理性的無知”行為、“堂而皇之的造假”行徑及“壞車驅逐好車”的市場逆淘汰現象的出現。此外，還要采取措施，包括精神或物質上的鼓勵措施，使公眾在經濟成本——收益分析后會積極參與監督政府工作、監控假冒偽劣行為和“尋租”、腐敗現象。

6.改革稅制，盡快實行從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將我國目前主要實施的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一方面有利于地方政府更加注重消費環境的改善與建設，消除內地與外地生產企業產品進入市場的臺階歧視，減少本地政府對外地企業優質產品進入本地市場設置障礙的利益沖動和積極性；另一方面促使地方官員更加注重本地生產企業的產品品牌與質量。因為作為“生產——流通——消費”這一鏈環中的終端，消費者只認產品質量、企業信用及地方消費環境的優劣，而保護或支持假冒偽劣只能破壞當地的投資與消費環境，影響消費增長，也進而影響稅收——這種從經濟（稅收）上解決官員“理性經濟人”的動機問題，有利于從根本上遏制假冒偽劣與地方保護主義的茍合。